导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经历了5次周期，其中有三次明显的经济下行。20世纪80年代我国两次经济过热之后采取的紧缩措施都导致了经济下行。但由于市场化改革还有较大潜力、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分配较公平，投资和消费都有潜在动力，紧缩后能迅速恢复增长。1997年我国首次遇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内需不足的经济下行周期，应对的主要思路是市场边界和政府支出“双扩张”，总的来看，是用扩张性政策来缓解、分担和转移经济体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这次经济下行既有前几次的一些共同特征，更有重大区别，总的来看，这次经济下行仍然是典型的供给过剩和内需不足的矛盾，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经济体制内在矛盾运行；另一方面是上一轮改革措施的红利发挥完毕。[评论]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经济下行及其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经历了5次周期，其中有三次明显的经济下行。
第一次经济下行（1979～1981年）
1976年经济增长率为负增长降低1.6%，1976年突然上升为7.6%，1978年到11.7%，来势猛烈显然与打倒四人帮的政治大变动有关，新领导发动了一次经济跃进，引起投资过热，比例失调，消费支出增加，财政赤字，国民收入超分配。1978年12月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正式出山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同时以陈云思想主导经济调整。1979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实行新八字方针，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这样一种搭配实际是最佳的。改革开放自身会促进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因此需要宏观经济的平衡。但是陈云思想长期被改革开放派认为是“僵化保守”。直至1980年12月经济继续过热，邓小平出来讲话批判“洋跃进”，他说：“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去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此做出了决定。但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中央更换了领导人，进一步大调整，才见成效，经济增长率降为1981年的5.2%，波动幅度为6.5个百分点。
第二次经济下行（1987～1990年）
1987年经济继续过热，增长率11.6%，1988年11.3%，预算外投资膨胀无法控制。1988年9月抢购风以后，李鹏接替了赵紫阳的总理位置。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后两年改革建设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但1989年出现政治动荡，宏观调控不能有效贯彻。直到1989年11月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用三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使用大力度的调整措施，才见成效，难以避免的就是调整过度。1989年经济增长率降至4.1%，1990年3.8%。这次周期共4年，波动幅度7.8个百分点；上升1年下降3年。实际上这是改革开放10年以来，三次调整的总结果，最终是在以强力政治整合，更换了共产党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以后，才得以有效进行。这种政治，人事，理论，经济，法律手段的综合使用，终于结束了10年以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但必然导致经济过度紧缩，和理论上“计划经济原教旨主义”全面回潮，直接影响到党中央的改革开放路线。
第三次经济下行（1997～1999年）
1997----1999年经济增长率下滑，为8.8%、7.8%、7.1%，从1993年算起，连续下滑7年，前4年是主动调整，后3年是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改革深化到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层面，也引起有效需求不足。于是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包括刺激房地产业。2000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8%，2001年受世界经济衰退影响，又下降到7.3%。1997-----2001年“七上八下”相对平稳，相对于世界经济，仍旧是非常高的速度，称为“一枝独秀”。
1991～2001年的经济周期长达11年，经济波动幅度7.1个百分点，上升2年下降9年。时间长，波动幅度小于80年代，说明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坚决而且趋于成熟。
二、三次经济下行的成因与治理
（一）1979年至1981年：依托内需和改革稳增长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遇到经济下行压力，经济增速从1978年的11.7%下降到1981年的5.2%，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1978年的22%下降到1981年的－10.5%。这次经济下行内在机制是，中央政府主动加快大项目投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张消费，导致经济过热，治理经济过热导致经济增速特别是投资下降。但这次由紧缩导致的经济下行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就迅速复苏，这是因为放权让利的市场化改革和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保障了这一时期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强劲增加，使紧缩措施退出之后很快恢复正常增长。
背景和成因：投资先扩张后紧缩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上下加快经济建设的心情十分迫切，呈现投资扩张趋势。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引进机械设备本来已积累大量赤字，1977年又相继提出20世纪末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1985年前建设大型电站、煤炭、油田、钢铁等120个大型项目，并随即扩大投资规模。1978年投资增长21.9%，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31.1%，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增长55.8%。1979年进行了调整，但投资额并未下降，1980年投资又增长7.8%，成为建国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一年。
中央部署大型项目建设有利于加强基础工业，是必要的。当时建设的宝钢、仪征石化等企业至今仍处在行业龙头地位。但一旦投资超过财政能力，就会带来经济过热，导致比例失调。1978年燃料、动力和交通运输等基础工业遇到瓶颈，20%工业生产能力由于缺电不能发挥，积压机器设备550亿元。积累率从1976年的30.9%增长到1978年的36.5%，仅次于1959年（43.8%）和1960年（39.6%）。1979年至1980年财政赤字分别达到170亿元和127亿元，物价上涨。
面对这些问题，1979年4月，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部署经济调整，认为主要问题是积累和消费总和超过国民收入可供使用额。邓小平、陈云提出，“基本建设要退够”、“一毛不拔”、“消灭财政赤字，银行不增发票子”“速度退到5%、4%都可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投资的措施，减少一批项目，带来1979年至1981年投资和GDP增速下降。
为什么这次紧缩能够迅速复苏
这次紧缩导致的经济下行时间不长，到1982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恢复至9.1%，主要比例关系趋于协调，积累率从36.5%下降到28.5%，财政赤字从1979年－170.6亿元减少到－25.5亿元。这次调整的成功，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且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宽松环境。
那么，为什么这次紧缩能够摆脱“一收就死”的循环而迅速复苏呢？这同改革开放前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关。
从需求面看，这一时期收入增长较快、分配公平，扭转了“高积累、低消费”的局面，产生了强劲的国内需求。建国初期为了集中资源发展基础工业，实行了“高积累、低消费”的分配方式。特别是1965年到1978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24%，职工平均工资反而下降1.2%。70年代末，随着重工业积累初步完成，有条件、有必要适当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具体途径包括：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少征购数量，开放农村市场；提高企业工资标准，允许民营和个体经济发展。这一时期延续了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基尼系数只有0.3左右。这些情况有利于消费迅速增长，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78年63.5%上升到1981年70%，80年代居民消费年均增长15.3%，与GDP增长保持同步，一直保持着强劲内需。
从供给面看，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开始转型的时期，过去积累的非商品化资产开始进入市场，激发了供给潜力。改革前，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基础性、战略性领域，消费工业发育不足，改革开放后，过去积累的大量非商品资产开始进入市场，激发了供给潜力。
总的来看，由于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前积累红利的释放，这一时期需求和供给都具有强劲的内在动力，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任务是压低过快的发展速度，并不需要主动刺激增长。改革开放前期的实践证明，供给方的市场化改革、需求方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利于刺激投资和需求，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动力需要一定的初始条件，主要是有大量非市场化的资产、有较为公平的初始收入分配。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这种动力就已经释放得比较充分了，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二）1987年至1990年：从过热到治理整顿
1987年至1989年，我国又遇到经济下行压力，GDP增速从11.3%下降到4.1%，1990年又下降到3.8%，1991年恢复到9.2%。除政治原因外，这次下行成因同1979年类似，都是治理经济过热采取紧缩政策后出现的。与上一次不同的是：（1）经过放权让利的改革，这时企业已有较大自主权。这次经济下行之前的过热，不同于1979年主要是中央政府引进大项目，而是既有地方政府和企业自主投资的动力膨胀，又有中央政府货币超发、价格改革快速推行等政策原因，从而加大了治理的复杂性。（2）20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紧缩主要在生产环节，对人民生活的直接影响不大。而这次过热直接通过消费品价格上涨传导到群众生活环节，紧缩政策既压投资又压消费，再加上当时社会思潮活跃、官倒和腐败等导致社会不满情绪加大，加剧了经济波动的后果。
从经济过热到治理整顿
1984年第四季度我国又开始出现经济过热，主要原因是投资和消费需求“双旺盛”。1985年到1988年，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商品购买力、商品零售额、银行贷款、货币投放量年均增长分别达到17.8%、26.6%、21.8%、20.0%、24.3%、28.1%，1988年货币投放量达680亿元，是1979年至1984年平均值的7倍。需求膨胀和货币投放过快，导致消费品和原材料供应紧张，物价快速上涨。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平均差率为11.8%，加上1988年在社会已经产生恐慌性预期的条件下出台价格改革，造成抢购和挤兑。这一时期，市场放活和需求扩张进一步刺激了流通秩序的混乱。
针对上述问题，1988年9月中央部署实行治理整顿（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主要措施包括抑制通货膨胀、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每年压缩20%）、清理整顿公司等，1989年、1990年CPI回落到17.8%和2.1%。治理整顿对规范市场秩序、遏制经济过热起了积极作用。
在治理整顿的同时，1989年下半年起出现了市场疲软和工业生产低速增长。1990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利税总额比1988年下降15.3%，利润下降56.5%，1989年和1990年财政赤字分别为92亿元和140亿元。经济效益下滑直接原因是紧缩社会总需求的力度过大。1990年起，党中央国务院又采取了下列措施：
一是调整紧缩操作力度。1990年3月，国务院决定调整操作力度，从压缩社会需求转向增加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增加了4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1990年下半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经济增速开始回升，1991年达到9.2%。1992年3月治理整顿结束。
二是采取措施加强农业和基础产业。农村改革取得成效后，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一度有所下降，1981年至1990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不足21亿元，低于1979和1980年，水利建设投资在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比重仅为1.6%，比1952年至1980年低5个百分点，80年代末农民非农就业和现金收入连续三年增速下降。工业领域放权让利之后，下游的加工行业过热，但能源、原材料、交通等基础部门出现短板。经过治理，农业和基础产业得到加强，1990年比1988年，能源投资增长31.3%，农业投资增长26.8%，均快于总投资增速，为今后的增长积累了新的红利。
三是治理流通秩序。1991年6月底，全国公司数从1988年30万户减少到24.8万户，市场秩序明显好转。同时采取措施稳定社会情绪、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恢复人们对改革的信心等。
小结和启示
和1979年一样，这次经济下行是治理经济过热带来的，但在“松刹车”之后迅速恢复增长，原因同样是投资和消费需求都存在强劲内在动力。从需求面看，整个80年代收入分配差距不大，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始终保持在50%至52%之间，全社会公平分享发展成果，始终有比较强劲的内需。从供给面看，一些重要产品和要素还未进入市场，市场化改革潜力还尚未释放完毕。从要素约束看，剩余劳动力、技术赶超空间、市场、资源环境等约束还不明显，市场范围仍有较大扩展空间，所以80年代两次经济紧缩都能在“松刹车”之后迅速恢复。
不过，同20世纪80年代初相比，这次经济下行也有一些不同特点。一是这次波动的重要原因是采纳了某些理论观点，忽视社会承受力，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推行价格改革，导致抢购和挤兑。这一教训表明改革要从国情出发，避免简单采纳某种理论观点。二是这时已经出现利益分化和腐败现象，影响党群关系，这放大了经济波动甚至引发社会动乱。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新的中央部署了反对腐败、清理公司、制止干部子女经商、改进作风等决定。这表明在经济下行压力面前，做一些群众最关心的事情，提高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获得感，有利于稳定预期、凝聚共识，提高全社会应对经济下行的韧性，扩大回旋余地。
（三）1997年至1999年：市场边界和政府支出“双扩张”
1992年至1999年，我国经济增速连续7年下降，这7年大致分两个阶段：1992年至1996年实现“软着陆”，GDP增速从14.2%平稳下降到10.0%，没有出现通货紧缩，这是第一次用经济手段成功治理经济过热，走出了“过热—调整—偏冷”的怪圈，具有里程碑意义。1996年至1999年经济增速从10.0%下降到7.6%，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遇到比较典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周期性生产过剩，同时这次经济下行的成因也有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具备输入性危机的特征。应对这次经济下行的主要思路是，用扩张性政策来缓解、分担和转移经济体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
背景和过程
经过治理整顿，1991年我国经济增速从4.1%恢复到9.1%，1992年南方谈话后，各地政府和企业积极性高涨，出现了投资热、房地产热、股票热、开发区热，GDP增速达到14.2%，1993和1994年CPI持续高涨，1994年达到24.1%。1993年起国务院实施适度“双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推进金融改革、强化预算约束等措施，经济过热得到遏制，每年GDP增速平稳下降约一个点，1996年GDP和CPI分别降低到9.7%和8.3%，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实现基本平衡。
1997年7月，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7年10月起物价连续两年多负增长，GDP增速从1997年9.3%下降到1999年7.6%，市场疲软，企业效益下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经济下行的成因
这次通货紧缩主要不是货币现象，而是经济现象，主要原因是总供给超过总需求。这是建国以来首次集中出现总供给超过总需求的局面。计划经济时期人为压抑需求、改革开放前期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局面，转变为大范围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这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总供给超过总需求的主要原因：
一是供给膨胀。改革开放以来，供给面改革的总体方向是放权让利、鼓励竞争，这时已有部分产业，由于重复建设导致了生产能力过剩。这是同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周期性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有效需求不足的机制类似的，是市场失灵的典型表现。同时，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增长，鼓励和支持企业投资，加快和加剧了这种过剩。
二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改革开放初期消费需求过旺，转变为消费需求不足。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的50%以上下降到90年代末的45%，并且还在下降。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包括：（1）劳动者收入相对下降，1997年至1999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占国民总收入下降到11%至12%之间，是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2）社会保障不健全。大量企业破产重组，原有劳动保障制度解体。政府减少了对医疗、教育等公共事业投入，农村基层组织弱化之后农民负担加重，福利性、实物性的分配和消费转向商业化、货币化和市场化，居民的预期支出大幅增加，使居民消费预期不稳定。（3）收入差距扩大，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乡镇企业改革过程中造成较大贫富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在80年代一度缩小之后重新扩大。
三是投资需求收紧。推进金融领域改革，资金预算约束硬化，再加上市场疲软，企业慎借，银行慎贷。另一方面由于部分产品产能过剩、人口进入老龄化导致社会保障费用提高、外资企业竞争加剧等原因，企业效益下降，债务负担加重，投资需求收紧。
四是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外需。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1998年初出口增速出现大幅下滑，全年出口仅增长0.4%。
治理措施和效果
面对这次经济下行，党中央国务院见事早、出手准，迅速做出决策。应对经济下行主要策略是“双扩大”，即同时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用公共投资和外需替代萎缩的内需：一方面扩大市场边界，解决供给过剩的问题。通过深化国有企业、劳动、住房、医疗、教育改革，通过把更多领域纳入市场机制，来分担和转移已经存在的产能和资本过剩。另一方面扩大公共支出，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加快“入世”步伐，以政府投资和外需弥补内需不足。总的来看，是用扩张性政策来缓解、分担和转移经济体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这些政策，都具有短期和长期双重效应，既缓解了当时的通货紧缩，又为今后多年的快速平稳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方面是扩大市场边界，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抓大放小”，将国有企业改制或下放到地方。实行债转股、政策性破产、技改贴息等“三把撒手锏”，减轻国有企业负担。转变国企改革思路，目标是从总体上搞好国有经济，而不是搞好每一家国有企业。将大多数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中央管理的煤炭、钢铁、冶金、有色金属等基础行业管理权限下放。这同前几次体制下放一样，都提高了地方和企业积极性，使地方发展重化工业的动力大大增加。2002到2012年，原煤、钢材、有色金属、电解铝、汽车产量分别增长到原来的2.6倍、5倍、3.7倍、5.7倍和5.9倍，均比上一个10年增长的倍数还多。
二是扩大教育、医疗、住房消费。高等学校大幅度扩招；实行医药卫生改革，事实上鼓励医院竞争和创收；实行住房改革，将福利分房制度转变为包括保障房和商品房在内的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后来2003年国务院正式明确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鼓励居民购买商品房。在这些措施推动下，教育、医疗和住房消费高速增长，居民文教支出、卫生总费用、商品房竣工价值增长均显著高于GDP增速。
三是进一步实行劳动力市场化。经过国有企业改革，我国产业工人主体从城市国有企业职工转变为以进城农民工为主，劳动力流动性和市场化程度提高，带来两方面影响：（1）企业获得更强的议价能力，可以尽量压低劳动力的工资和福利成本，支持了企业利润的增长；（2）工资和福利保障相对下降，这一欠账影响内需扩大，增强了企业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削弱了创新的压力，成为延续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症结。据估计，2014年农民工实际工资收入水平和城镇居民最低消费水平之间的差距为2.6万亿元，严重压抑内需。
四是加入世贸组织，扩大开放。201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出口高速增长弥补了内需不足，1998年到2006年，出口占GDP的比例从17.9%提高到35.7%，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从31.6%提高到64.8%。
总之，在部分行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利润下降的情况下，通过深化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拓展国际市场、鼓励医疗教育住房消费、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的商品化程度等措施，开辟新的市场，为过剩的产能和资本寻找出路。
另一方面是扩大公共支出，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大规模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通过政府直接投入、国债、贴息等办法，建设一批重大基础设施，改变了自然和社会的面貌，也改变了人民生活的状况。1998年至2002年，水利、公路投资分别达到建国到1997年的总和以及总和的1.7倍，高速公路里程从居世界39位跃居第2位，电信用户增加5倍，达到世界首位。2003年以来，政府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长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二是加强公共产品供给。把国有企业向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集中，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投入，加大基础教育、基础研究投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些措施有力保障了21世纪以来一大批骨干企业成为经济崛起和走出去的引领力量。1998年起，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缓解了社会矛盾。
三是实行农村税费和综合改革。实行“多予少取”方针，精简乡镇机构，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费改税直至取消农业税，重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会矛盾有所缓解，农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有一定恢复。2004年至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9.1%，对保证宏观大局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上述措施，经济增长开始复苏。1999年，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202亿元，比上年增长52%，创造了近五年来的最高水平，出口增长6.1%，经济增速2000年恢复到8.0%，并继续保持了回升向好的态势。
三、本次经济下行与前三次的比较与启示
这次经济下行既有前几次的一些共同特征，更有重大区别：消费需求不足转变为三大需求同时收紧，要素供给宽松转变为市场、劳动力、资源、技术等要素约束收紧，地方政府竞争性推动投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产业结构碎片化、公共事业商业化和公共支出“重物轻人”等传统增长动力开始转变为增长的阻力。同建国以来历次经济下行相比：供需关系从压抑需求、需求过旺转变为需求不足，从结构性过剩转变为总供给过剩；要素约束从资本不足转变为资本过剩和其他要素不足；政策手段应该从主要靠供给侧管理转变为更加重视供给需求侧管理并重。
总的来看，这次经济下行仍然是典型的供给过剩和内需不足的矛盾，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经济体制内在矛盾运行；另一方面是上一轮改革措施的红利发挥完毕。以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和做法，现在反倒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阻力。因此，应对这次经济下行，需要全面认识这次下行和以前几次的连续与区别，既要充分总结和利用以往经验，又要针对“新常态”的新特点实施新对策。这次经济下行同前几次有三点重大区别：
从供需关系上看，从过去压抑需求、需求过旺转变为需求不足，从结构性过剩转变为总供给过剩。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时期，为集中资源实现工业化，人为压缩福利和个人消费，这一阶段政府只要主动调整积累和分配关系，就会产生旺盛需求。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到90年代中期，由于收入分配公平和市场化改革释放压抑的需求，消费需求旺盛，多次导致经济过热。以上两个阶段不存在总需求不足的问题，经济波动主要是由供给面内部的结构失衡导致的，政府稳增长的主要任务是恢复供给侧内部的平衡。第三阶段是90年代中期以来，特点是总需求不足。90年代主要是内需不足，这次则是三大需求同时疲软。这一时期，经济波动成因有供给侧内部不平衡，但更重要的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不平衡。这时，要稳增长就不能仅仅靠调整供给侧，更要首先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扩大总需求、控制总供给。
当前之所以出现“政府支持什么产业、什么产业就过剩”的状况，甚至一些新兴产业也过剩（典型的如光伏），从根本上说是总需求容纳不了总供给造成的，这一矛盾不在这个产业上表现出来，就在那个产业上表现出来。这个产业不过剩了，那个产业就要过剩，过去的中低端产能结构性过剩已经转变为总供给的过剩。对于这种总供给过剩，仅仅靠调整产业结构、开发新产业新业态、寻找新的增长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这并没有触及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只有从根本上解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问题，扩大总需求，适当遏制总供给，才能够恢复均衡。
从生产要素条件来看，资本稀缺已经变为资本过剩和其他要素稀缺。
建国后，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资本极度稀缺，缺乏必要的资本把劳动力、技术、资源等要素组织起来。因此只能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强制性把分散的有限剩余组织起来，形成国家资本，启动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很长时间，资本仍相对稀缺，因此地方政府和企业竞争的对象也是资本，通过改善其他要素供给、降低其他要素（如资源、环境、劳动力、税收）的价格，降低投资成本。在这两个阶段，资本相对其他要素更为稀缺，即使短暂出现需求不足，资本也很容易找到新的投资方向，开辟新的投资领域。
但是，90年代到现在，我国要素禀赋已经逐步变成劳动力、技术、资源和市场等要素约束越来越紧，过剩资本越来越难寻找到新的方向，表现为过去的“一放就活”变成现在的“放也不活”，就是因为当前的投资趋缓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政府审批过严，而是资本过剩和其他要素相对稀缺带来的，其他要素已经容纳不了现有资本的投资冲动。过去是一“放”就有活力，现在是再“放”就可能让其他资源约束更为收紧，反而窒息活力。
在资本过剩的情况下，政府主要的任务并不是为过剩资本寻找投资机会，而应该是努力改善其他要素的供给，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环境资源等要素的质量和供给，而不能像过去那样，为了支持资本投资而损害其他要素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仍然主要靠放松管制来刺激投资，那么过剩投资要么进入公共服务，推高公共服务成本，要么进入金融等虚拟经济，造成资金“脱实入虚”，这都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失衡，而不是缓解经济失衡。
从政府可以选择的政策手段来看，供给侧管理的手段效果已不明显，应把重点放在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并重上。
从历史上看，历次经济下行中，政府采取的“稳增长”办法可以分为四大类：（1）政府直接“踩油门”或“松刹车”，用指令性方式增加投资或减轻紧缩力度。（2）向地方和企业放权让利，鼓励地方和企业竞争，改善供给侧的活力。（3）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稳定收入预期，刺激有效需求。（4）加强基础产业，改善公共品提供，以扩展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本等要素来源的外延，缓解生产要素约束。在历次“稳增长”的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使用了上述手段。当前这次经济下行，办法（1）通过直接增加投资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办法（2）将进一步增加产业的碎片化程度。而办法（3）和（4）有利于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应当作为这次经济下行的主要战略。以更大力度调整收入分配，特别是调整资本性收入过高、劳动性收入过低的状况，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严格落实劳动法，减少超时劳动和工资拖欠问题，降低基本公共服务的费用，以此来提高和扩大内需、抑制资本不理性扩张的倾向。提高生产性公共品的提供，通过走出去等办法继续扩展优质生产资料来源，通过加强社会事业改善人力资本，通过加强企业协作和产业整合，提高产业的协调和集中程度。
此外，从国际环境来看，TPP的实施带来的挑战、“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还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从成因来看，这是第一次接近市场经济条件下周期性出现的由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下行，具备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等典型特征，是第一次集中出现总供给过剩的状况。从治理手段来看，这是第一次采用经济手段，政府不是直接干预投资项目，而是通过提供公共产品、营造市场环境来治理经济下滑。这不仅为今后多年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通过扩张市场机制、扩张政府支出这“双扩张”，缓解和转移了内需不足的矛盾，这一战略是建立在当时外需和基础设施建设远未饱和，市场、劳动力、资源、技术等要素尚未收紧，市场和政府支出都有充足扩张空间的基础上的。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这些红利已经释放得比较充分，这次“新常态”又遇到了同90年代不同的新情况，需要探索新办法。
本文根据江宇（2015[1][3]）、张立群（2008）、杨帆（2006）等文章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