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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痛点仍然是：对内是产业升级遇阻；对外是缺乏市场竞争规则的话语权。政策方面在供给侧以及需求端花了不少力气，也就是说，在两端发力，到目前为止，已经奏效。经济政策工具箱里面还有一些工具尚未使用，工具箱里面多数工具仍然是属于短期性的，而不是长期性的。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五大工具：需求端管理，供给侧改革，监管制度，危机管理，以及制度建设。改革红利其实是集中于制度建设，那么制度建设又包括：第一是金融和货币体系的架构，第二是公共管理，其中包括了财政以及福利制度，第三是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第四是法律以及产权制度，第五是目前的公司制度以及会计准则，第六那当然是公司治理与控制权市场的运作, 从某种意义上只有制度建设才是长期工具，其余都是短期工具。
从长期来看，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意义深远。如果做个弹性试验，那么停止改革的后果不在于其导致“低效率的企业系统”，而在于其可能造成的损失远超过可以计算的“会计损失”。这个意义上来说，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首当其冲，而且是刚性的。如果最近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布置的国企去产能规划进展顺利，那么可以为制度建设及完善的方方面面，赢得空间和主动权，例如：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的调整，包括控制权市场的重组；其实更在于资本市场的结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二级市场制度完善等方面；上市公司中举足轻重的国企的治理制度还很不完善，其权重远远大于一般技术性的问题，比如说双层股权制度，董事会治理制度，更不仅仅是那些所谓的海归公司买壳上市等等；国有企业制度的改革维度之一恐怕是着手解决好“高管和高官之间旋转门”的门槛和规则的问题；中国正在为医治整个亚洲不同程度上存在的“裙带资本主义”寻找“药方”。本届政府反腐的不同阶段，上市国企已经感觉到烈度不同的”地震“，可以解读为政府正在为改革国企开先河，为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奠基，如果这一奠基工程积极稳妥，也许会给以上制度建设的金融和货币体系的架构（第一方面）和公共管理，其中包括了财政以及福利制度（第二方面）的改革与完善提供经验和借鉴。制度建设之第一与第二方面与经济政策有着较强的相关性。事实上近期集中爆发的魏泽西和雷洋事件，以及江苏高校生源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都会辐射或影响到资本市场。因此这些公共管理事件不应该简简单单的把它分割到 ”政治圈“ 里面去，其实与经济管理或者跟经济制度有交集。
再来说说我们对外在全球市场经济规则的制定方面我们缺乏话语权的问题。美国和发达国家的一些所谓新保守主义利益集团希望看到我们中国的经济自杀，因为他们意识到政治和军事上直接制裁可能导致事与愿违。可选的高招之一就是市场规则方面做了一些调整，某些跨阶段的严苛标准不利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跟建设，特别是尚在工业化之中的中国制造业。例如：污染排放、知识产权和劳工标准方面，对中国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他们选择性忘却了中国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最基本的人权目前在我们这个人口大国已经基本实现的客观事实。他们倾向于忽略或者是贬低我们这么多年，为了减少贫困付出的巨大努力，同时提出了一些更加不切实际的要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要求构成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外因条件，当然的的确确我们的内因才是根据，例如：结构问题导致人口红利消弭，创新不足，升级受阻，给未来的发展形成约束。
在一个不利的环境当中，那么如何突破呢？我刚才说了我们工具箱里面的五大工具。面对外部压力，目前我们做得还不够主动，一带一路仍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中国发展经济版图控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希望我们按照”华盛顿共识“，而不是“北京共识”的思路，进行改革，他们所强调的所谓的市场化路线了，譬如说他们所强调的所有制改革，是当年俄罗斯那样的所谓”全面的激进私有化“，劳工标准，他们一方面要求中国政府提高到跟中国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一个严苛程度，另一方面又要求企业自主自由选择“劳工标准”。应该说这种自相矛盾的要求是很多年以前就遇到过了。
其实我更主张回归古典经济学的简单原则。古典经济学强调生产力若干个要素：资本、劳动，土地，在这基础上又发展出技术跟制度这两个要素。过去我们对资本要素强调的有些过分，不仅在发达国家历史和现实中，而且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当下，都存在资本压榨劳动被程度不同的美化甚至被严重依赖，劳动所带来的生产力革命性发展的能力和潜力，被有意无意的忽视；所有这些事实使得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围绕劳动或劳动力改善所进行教育改革，科技改革，以及医疗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无论如何，劳动力的教育程度，劳动保护的力度，解放劳动力，尊重劳动力，劳动力的健康和医疗，计划生育与家庭等等多个维度都共同指向三大制度的改革即教育科研、医疗健康和计划生育制度方面的改革，改革的空间仍然十分巨大。发达国家面临的形势是“劳工保护去管制”，特别是欧洲大陆“福利国家”的滥用，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在基本不影响效率的前提下，提升劳动保护的标准，不是为了迎合国际标准，而是重视劳动所带来的生产力革命性发展的能力和潜力。发达国家的这几年的，特别是美国了，发展的经验来看，提炼出3个基本要素，就是第一就是作为政府的改良，换句话说，是政府行为的改善和制度的改革，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社会批评的氛围，第三就是作为社会再分配的机制的民间组织，民间智库等等，当然不仅仅是意见方面，同时作为国家再分配机制的有益补充，在发达经济体中，现代教会起了一定作用，而在中国国情背景下，官方和民间的慈善和公益的机制更重要。对民间组织的两会新规和人才30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家层面的行动已经开始。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抛弃传统刻板的计划经济和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而探索走上“以人为本”的“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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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振江 HN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