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博士”鲁比尼（Nouriel Roubini），鲁比尼全球经济咨询公司董事长，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刚刚经历了连续两个季度GDP平均增长1%。欧元区继续推行宽松货币，促进了经济复苏，但多数欧元区国家经济增长率仍然低于1%。日本的“安倍经济学”已是日薄西山，日本经济自2015年中开始放缓，目前已接近衰退。英国6月全民公投结果临近，该国能否继续留在欧盟内部尚不得而知，使企业界冻结了招聘与资本开支。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挪威等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商品期货价格下跌的逆风。
新兴经济体也好不到哪里去。在金砖五国当中，两个（巴西和俄罗斯）已陷入衰退，一个（南非）基本没有增长，另一个（中国）出现大幅度的结构性增长放缓，而印度表现突出，按照印度央行的行长的话来说，只是因为“举国皆瞎子，独眼龙当王。”其他新兴国家自2013年也出现增长放缓，原因是外部环境疲软、经济脆弱，并且通常拒绝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更糟糕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潜力也在下降。对于刚起步者而言，私人与公共领域债务水平提高，开支受到限制，尤其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本开支已捉襟见肘——这种资本开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就已经下降，目前都还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投资锐减意味着生产率提高放缓，而发达国家的老年化问题（中国、俄罗斯与韩国等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也遇到这个问题），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数量。
收入与财富平平衡，加剧了全球储蓄过剩问题，而与之相对的是全球投资锐减。由于收入是从劳动力再分配给资本的，它从有更高开支倾向者（通常是中低收入家庭）流入有更高储蓄倾向者（高收入家庭与企业）。
除此之外，经济周期性下滑时间长期持续，导致增长趋势放缓。紧急削减称之为“滞后作用”：长期失业降低了工人的劳动技能与人力资本，而由于创新植根于新的资本商品，投资不足将导致长时期的生产率增长低迷。
鉴于这么多因素拖累了增长潜力，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才提高潜在增长能力。但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这种改革都没有达到最优化，因为所有成本与错位都是立竿见影的，而收益只能在中长期才能实现。这使反对结构性改革者获得了政治优势。
其间，实际增长尚且低于本已很低的增长潜力。通过的去杠杆化过程，意味着需要降低私人与公共开支水平、提高储蓄率，以减少巨额赤字与债务。这种过程在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之后就已开始，随即蔓延到欧洲。而过去10年来狂热举债的新兴市场也正在进行这一过程。
与此同时，政策组合也不理想。大多数发达国家过快转向财政紧缩，振兴经济的重任几乎完全压在非传统货币政策上，而货币政策的效果即使没有产生负面效应，其益处也在逐渐降低。
负债国与债权国的不对等调整也伤害了经济增长。负债国开支过度、储蓄不足，市场压力使其不得不减少开支、提高储蓄。而债权国却没有被迫增加开支、降低储蓄。这加剧了全球储蓄过剩、投资下降的形势。
滞后效应也进一步弱化了实际增长。周期性的衰退降低了增长潜力，增长前景的下降又道指更多周期性疲软。在前景预期降低时，开支也随之下降。
以政治手段解决目前全球经济困局绝非易事。必须迅速、有序的降低不可持续的高债务水平，以避免去杠杆化过程长期化（通常会拖延10年甚至更久）。但主权国家缺乏有序削减债务机制，实行起来也会遇到政治阻力。
与此相似的是，必须进行结构性与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才能提高经济增长潜力。但考虑到改革会立即付出成本、而收益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实现，在已经下滑的经济体实行改革措施将极不受欢迎。
放弃非传统货币政策也不见得容易，举例来说，美联储最近暗示，该机构的货币利率正常化进程将比预期的更慢。此外，财政政策，尤其是能同时促进供需两侧的公共投资，仍然受到高债务水平与误导性的财政紧缩的限制，即使该国有能力慢慢进行调整。
因此，目前我们很有可能继续维持IMF所说的“新平庸（new mediocre）”状况，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称之为“长期停滞”，中国人称之为“新常态”。但无可否认的是，全球经济表现既不正常也不健康，不平等状况加重，导致许多国家的左派和右派民粹主义抬头，反贸易、反全球化、反移民、反科技创新，并且反对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