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草地国际学校史：带着感情的客观研究

■罗红光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人类学家樊秀丽的著作《芳年华月草生木长》，用30万字翔实记述了北京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60年的教育发展史，这是一本采用口述史的方法完成的人类学田野民族志。

芳草地国际学校的前任校长苏国华对作者的要求是“要带着感情去写这本书”，那么作为一个科研工作，带着感情如何做到客观？

这里涉及社会科学界的一个争议：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的代表性问题。感情用事在科研工作中属于第一人称的感性活动，作为科研成果，它不被认为具有一般意义，很难进入“客观”而不被信任。但人类学自20世纪上半叶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南端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库拉交换圈”的田野工作开始，真正走出了书斋的安乐椅，进入了“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

相比之下，历史上社会科学家模仿自然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即把人类最为活跃的思想和生活放在一个预先设置的理论框架内，在人为的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开展研究。这一方法要求研究者事先设计出研究问题并制定研究方案，研究在被设计者给定的条件下进行可控的观察，也就是说被研究对象如同实验室里的“小白鼠”被外在于自我的他人所控制，研究者如同智者居高临下地观察研究对象及其生活世界。作为研究成果的话语权根本不在被研究者一边，而属于与被研究者毫不相干的另一个共同体。当今的人类学对这种知识霸权式的单向表述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主张站在文化拥有者的立场研究并理解他者的文化。博厄斯（F. Boas）的文化相对论流派提出作为人类学家必须掌握当地语言才能进入他者的意识世界，甚至近期美国也有一批少壮派提出，以情感的方式进入文化拥有者的审美与价值世界方能理解他者文化的真实含义。

樊秀丽在这种学术背景下采用了口述史方法。在宏大叙事的主流历史观下，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承认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并拥有承载宏大历史的能力，它以自下而上的视角观察师生如何承载现代中国这一宏大历史叙事的演变过程。相比之下，那些为了客观性所采取的人为的技术性客观主义方法，如问卷调查、定量调研，用自己的理论套用他者的那种分析方法，研究者自己设问、被访对象只能像填空一样被动地回答给定的问题，这种单一、单向、单调的调研方式已经受到来自学理和生活世界的质疑，用克利福德·格尔茨（C. Geertz）的话来说，越来越多的被访者不愿配合这种有来无往的交换，因为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并不是研究对象的生活目标；法国人类学家莫里斯·郭德烈（M. Godelier）也批评说，研究者的欲望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他者的愿望；马克思很早就针对这样一类经济学家有过批判：他们把“逻辑的事实”等同于“事实的逻辑”！

樊秀丽相信所谓的“客观”并非研究者大脑里的模型、理论、公式，而在于生活世界中人们的那些鲜活的实践。本书通过师生关系的口述史见证了芳草地学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外交使命的精英式教育，经过“文革”期，再到注重知识与现实关系的社会化、国际化“游学”这三大校史。与官方文件的表述相比较，这三段历史过程的口述史真实、翔实、鲜活地呈现了“精英”“反精英”“社会化”的芳草地国际学校的发展历程。校方这三段发展史集体记忆，客观地呈现了新中国以来的发展轨迹，给研究带来了来自生活世界的客观性。在没有太多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人类学、历史学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无疑对印证宏大叙事的历史（如正史），增加来自人民对历史的集体记忆，检验正史表述的真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芳年华月草生木长》，樊秀丽著，2017年7月出版

《中国科学报》 (2018-08-31 第6版读书)